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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台北金馬影展）

　　張作驥2019年的劇情長片《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以平靜的口吻書寫記憶的遺忘及回憶的折磨，闡述著人類想要擺脫痛苦回憶，以全新的樣貌生活，卻又被記憶的黏著與身份的固守困住，產生自我與周遭的認同疑迷。

　　故事以年幼的阿全（李英銓飾）為視角，看著自己的奶奶王鳳（呂雪鳳飾）面對罹患阿茲海默症而逐漸遺忘所有事情的爺爺張軍雄（張曉雄飾）所做出的行徑；看著早在出生時便入獄的母親小夢（李夢飾）在出獄後如何重拾這遺失的六年並掙扎、委屈地生活著。由三代同堂的家庭來述說人對於記憶存留的矛盾與台灣世代間的身份認同鴻溝與歧異，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誤會、逼迫、磨合、諒解、矛盾，著實呈現台灣當今時代轉移的身份認同問題。

　　本片以「記憶」為主題，不運用現代主義的第一人稱視角呈現記憶的遺忘與模糊性，而是以阿全，一個不帶任何文化背景、天真的、去脈絡化的第三人稱視角來看記憶，因而更能使觀者客觀地看待每個角色的種種行為，且並不刻意惡化與種下彼此間分歧的種子。對於記憶的處理在本片運用了多種樣態呈現，如張軍雄雖記憶逐漸遺失，卻堅守於舊時的家鄉、舊時的情誼；王鳳企圖扭轉丈夫不愛她的事實，而選擇以灌輸、教導孩子的方式引導丈夫走向她嚮往的世界並抹滅不堪的回憶，卻反更加證明本性的鞏固性；小夢對於那段空白的記憶，無奈只能唐突地將入獄前及出獄後兩個時間點連接，重回阿文身邊，而對於兒子阿全則被動地彌補；成恩對舊情人的懷念與對母親的逃避與遺忘。將各種記憶的紋路在不同的角色呈現，使得記憶存在著更為混雜、難以言喻的矛盾性。

　　另外，本片的角色設定與演員選擇則深刻地體現出當今台灣世代身份認同的矛盾，張軍雄是位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退役軍官，講著外省口音的國語、王鳳是位深根於台灣，熟捻台語的歌仔戲演員、李夢帶有捲舌音的北京話腔調、阿文則是散發出濃厚的台客文化氣息，呈現出將台灣猶如熔爐的不同文化樣態，並將其中的複雜性及爭議性曖昧地透露。於現今台灣身份認同中大抵可以區分成三代，一代是從中國遷臺、思想移植於中國文化，一代是受愛國思想教育、成長於台灣，另一代則是出生、並成長於民主的台灣，三者的文化背景差異是造成身份認同的歧異主因，但體現而出的卻是種種的不諒解與分裂，就本片來看，各方都希望彼此能夠理解對方，選擇以灌輸的方式、試圖將人的記憶做無條件地刪除與移接、逃避現實等都使著之間存在著更深的誤解。

　　是雞生蛋？抑或是蛋生雞？這件事早已成了不可解的命題，《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將對這個命題的執著拋棄，而選擇新生的出現來證明無論誰是因誰是果，我們終將迎接的是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未來。

（影片來自台北金馬影展）